當我的事業達到一定高峰時，我內心卻感到空蕩蕩，希望能夠找到歸屬感

　　“人生如夢，有幾個人能真正理解?”

　　這是在上海經營酒業的陶可(化名)面對記者說的第一句話。

　　他的第二句話是，“當企業經過創業之后，爬坡爬到一定高度時，那種痛苦，你是無法想象的。”

　　陶可說，到這個時候他會常常問自己，是先求質還是先求利?既為企業，必求利潤，但這個法則卻讓很多企業家產生困惑。

　　在記者近日采訪的近20位民營企業家中，與陶可有相同疑惑者并不少。一位來自濟南的企業家說，他學習過西方的管理模式，但是在現實管理中并沒有太多意義;他也為了尋找企業管理之道專門去學習國學，可這讓他更犯糊涂，“我越學習越暈。當我們取得一定財富的時候，各方面都遇到了一個瓶頸，比如，在整個社會轉型期如何調整企業方向?如何建設企業文化，讓員工有凝聚力?這是我一直很迷惑的問題。”

　　“經濟管理是‘技’，而這個是‘道’。當我的事業達到一定高峰時，我內心卻感到空蕩蕩，希望能夠找到歸屬感。”河北一家房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說。

　　也許是為了填補空虛感，陶可學了佛，并拜了一位老師。而經常給北大和清華總裁班講課的舒國華認識更多這樣的企業家，“我認識的企業家很多都學習佛學，他們的資產多是千萬元到億元之間。他們給人的感覺都很謙和，管理企業時也充滿人文情懷。”

　　但是現實往往讓人文情懷遍體鱗傷。在很多企業家看來，無論用什么樣的西方理論管理企業，都是一個征服和被征服、管制和被管制、防范和被防范的管理關系，“恰恰是這種管理模式，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。企業員工之間同樣存在著勾心斗角，企業和諧文化的建立也很艱難，更不要說培養起來的人才能夠從心底為企業著想。只要有機會，他們隨時會離開。”

　　也有企業家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。一位南京的企業家告訴記者，他也曾為此苦惱過，后來找到問題的根，“是因為我們企業家本身就沒有達到一個社會人該有的品質，沒有達到一些基本的做人標準。比如，對父母的孝順，對家人的關心。一個人對父母都不負責任，又怎么能對他人負責?”這位企業家在學習和感悟之后，回到家給自己的母親洗腳，后來他將這一項“禮規”說給中層領導聽，讓他們體會母親的不易，沒想到，這種做法在全公司得到了員工的肯定。

　　“其實，這也只是一個小小的感悟，我想，當我們做好自己的同時，去管理一個企業，很自然地把威信建立起來。與此同時，建立一個很科學的管理制度，我們也用不著那么費心，整天琢磨著誰背離我，誰不忠誠于我，在那猜忌。真的很累!”

　　對于企業家學習佛學的現象，全國政協常委、民族宗教委員會副主任夏日并未感到意外，“信仰是個人的自由，而宗教的發展也是‘與時俱進’的，在‘構建和諧’社會中，宗教也發揮著它的作用。關鍵是不能將這種信仰極端化，企業家想得更多是如何將宗教中的一些東西能和現實結合起來，這才是關鍵。”